作者:熊一蘋
借CD版主、著有《我們的搖滾樂》

我懇請你,讀這篇小說之前,做一些準備動作……我懇請你放上一曲《Stand by me》,對,就是史蒂芬‧金的同名原著拍成的電影,我要的就是電影裡的那一首主題曲,坊間應該不難找到的,總之,不聽是你的損失哦。

那麼,合作的讀者,我們開始吧。

—朱天心〈想我眷村的兄弟們〉

說到眷村是否有代表性的流行音樂,大部分人想到的應該是1970年代流行的民歌,畢竟在這幾年的眷村文化節等活動,民歌總是在音樂演出中佔有一定比例。而民歌運動從1970年代就已經出現契機,途中經過幾種不同路線的發展;若要說得嚴格一點,容易和眷村聯想在一起的民歌,應該是被稱為「校園歌曲」的一類,這些歌曲在1977年以後出現,因為「金韻獎」等歌唱、創作比賽在年輕一代當中流傳。以眷村為舞台的電視連續劇《光陰的故事》中,就使用了〈小茉莉〉、〈讓我們看雲去〉、〈小草〉等校園歌曲做為插曲。

然而,回頭看看〈想我眷村的兄弟們〉,在鳳山黃埔新村長大的朱天心,選擇以Ben E. King的〈Stand By Me〉將讀者帶往她的童年記憶。來自美國的西洋流行歌曲,和發源臺灣本土的校園民歌,兩種音樂似乎截然不同,卻同樣承載了眷村外省族群的記憶,要解釋這樣的現象,得從兩代外省族群的想法差異,以及西洋流行歌曲在臺灣自成一格的發展史說起。

首先要說的是,各地眷村可能因軍種、與原居民融合程度等因素,在音樂娛樂的選擇上衍生出不同的偏好;但以族群角度來說,確實有一種流行歌曲,原先並沒有在臺灣流行,是隨著外省族群來臺才傳入的,也就是在繁華的上海誕生的「海派歌曲」,代表歌曲〈玫瑰玫瑰我愛你〉、〈何日君再來〉等歌至今依然相當知名。1949年之後,海派歌曲的主要基地隨著撤退轉移到香港。不管是上海時期的老歌,或是香港發行的新曲,隨著大量外省族群加入臺灣社會,這些帶有往日情懷的華語歌曲也跟著被引進臺灣。

隨著外省第一代在臺灣的時間越來越長,對中國並不熟悉、幾乎是在臺灣長大的外省第二代也隨之出現。他們沒有思念故土的情懷,反而被教育灌輸收復中華的強大壓力。他們或許很熟悉在收音機、電視裡聽到的華語歌曲,但對他們來說,更有吸引力的音樂,是被稱為「熱門音樂」的西洋流行歌曲。

在1950年代末期,已經有熱心的樂迷在臺灣介紹來自歐美的西洋流行歌曲。以貓王等搖滾巨星的出現為契機,西洋歌曲在臺灣年輕人之間快速流行,逐漸被統稱為「熱門音樂」。雜誌社開始販賣裝訂成冊的歌譜「歌本」,透過各種管道得到昂貴唱片的主持人在電台開設熱門音樂節目,能玩音樂的熱門樂迷透過各種契機組成樂團,在商業宣傳、學校活動或勞軍等場合演出熱門音樂。而這些不遺餘力促進熱門音樂早期發展的推手,大多數來自外省族群,尤其年輕的熱門樂迷、主持人和樂手,幾乎都是外省第二代的年輕人。

父母輩緬懷的故鄉缺乏真實感,所處的臺灣是塊使用不同語言的陌生土地,統治這裡的政府又實行緊繃的戒嚴體制,要求他們遵照唯一的反攻目標前進。對這些年輕人來說,在這樣高壓的環境中,如果存在著唯一一個能脫離當下處境、呼吸自由空氣的出口,那肯定與美國有關。

有著足以援助國民政府的強盛國力,還帶來許多時髦新鮮的未知事物,對美國的憧憬席捲了1960年代的臺灣。和有原生文化的本省青少年相比,外省青少年在難以直接認同中國、又無法與臺灣接軌,在缺乏文化認同對象的處境中,美國成為他們寄寓心靈的最佳目標。象徵著美國的熱門音樂自然成為他們不斷追求的音樂娛樂,這樣的外省青少年文化,在電影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中表現得特別明顯。

要知道熱門音樂在當年的外省青少年心中有多重要,《牯》片是個非常好的參考。英文片名《A Brighter Summer Day》出自劇中的關鍵歌曲〈Are You Lonesome Tonight〉,配樂也使用了大量的熱門音樂。而在劇情中,主角小四所在的外省太保幫「小公園」成員也組了個樂隊,在他們主要據點的冰菓室駐唱。對一部分成員來說,能夠站上舞台表演熱門音樂,甚至比幫派的利益更重要,而小公園與眷村幫「二一七」在中山堂熱門演唱會的幕後角力,也成為劇情的高潮之一。 《牯》片的導演楊德昌回憶起1960年代,還是青少年的他同樣難以與身處的環境建立連結,只能將注意力放在以美國為首的遙遠國度:

那時候就兩件事情最重要,第一個是熱門音樂排行榜,我們會聽美軍廣播電台,還有其他電台有類似告示牌(Bill Board)的Top 20 Countdown,然後就是日本漫畫。日本漫畫至少每個月會有新的東西出來,搖滾樂是每個禮拜都有新的東西出來……尤其是搖滾樂對臺北的影響非常大,因為那個時候美軍做任何事情都可以。

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下,不被認為是中華正統的文化往往難以發展。以流行音樂來說,原生於臺灣、日本的歌曲自然是遭到重重禁制,就連隨著國民政府撤退而在臺灣蓬勃發展的華語歌曲,也常因內容談論男女情愛、緬懷過往,而被視為對社會有害的靡靡之音。在這樣的背景下,熱門音樂卻因為美軍駐臺的關係,雖然沒辦法登上電視等大眾傳播媒體,卻在更「地下」的俱樂部、西餐廳等空間活躍,在1960年代發展出被稱為「熱門合唱團」的樂團生態。

然而到了1970年代,美國開始對中國釋出善意,臺美關係迅速惡化,許多臺灣人曾經透過美國跟上世界的腳步,對這樣的轉變難免感到背叛。國民政府也在這時重提復興中華文化的文藝政策,清除美國影響、恢復中華正統,這樣的思想開始在流行音樂中醞釀,成為後來民歌運動的契機。

在民歌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民歌手,他們大多經歷過沈迷熱門音樂、渴求美國資訊的青少年時代。到了1970年代,社會氛圍轉變為拒絕耽溺外來文化、回歸臺灣現實,這些民歌手利用從熱門音樂得到的養分,開始創作華語歌曲。到了1970年代末期,民歌已經褪去最初的社會運動色彩,建立出一套成熟的商業模式,透過歌唱比賽,唱片公司可以穩定地選拔出創作歌手,也就是開頭說的「校園歌曲」路線。雖然華語樂壇當時還有Disco等跳舞音樂的流行,但校園歌曲以悠揚的管弦樂器取代過往豔麗的銅管,歌手大多是單純的大學生,登台形象清新素樸,肯定是更加「健康」的音樂娛樂。

那麼,校園歌曲和眷村如何建立這樣密不可分的關係?我想試著提出幾個觀察。

校園歌曲在當年的流行沒有明顯的族群差異,足以成為1970年代臺灣的象徵之一,但民歌畢竟還是脫胎於熱門音樂,歌曲也以華語為主,或許這條血脈讓外省年輕人更容易投入感情。當然,臺灣傳播產業長期被外省族群主導,主事者將過去的代表文化與自身族群歷史掛勾,這也是一種比較現實的可能因素。

從歌曲本身來看,廣播人馬世芳曾分析,隨著民歌風行,「無目的、無負擔的『流浪』」也成為普遍主題。這些青少年的生活尚有餘裕,嚮往著沿美國州際公路浪遊的民謠歌手和流浪到撒哈拉的三毛,卻受限於各項規定無法出國,只好將這種情懷寄託在〈橄欖樹〉、〈浮雲遊子〉等歌曲裡。沒有明確目的地飄向遠方,卻又心懷一絲鄉愁,兼具「離鄉」和「思鄉」情懷的民歌,或許也能和自知難以回歸故土的外省第一代產生共鳴。更重要的是,民歌的氛圍大多是輕快、雀躍的,也經常與「年輕人唱自己的歌」這份榮譽感連結在一起,即使歌詞可能觸動往日傷痛,在那個年代也總是讓人充滿希望。

那麼,為什麼民歌之後,沒有更能代表眷村的流行音樂出現?或許原因並不複雜,畢竟大部分眷村在1980年代開始改建,年輕人的省籍意識也逐漸消退,世代的差異大過了省籍的差異,音樂人關注的內容轉為現代化的光明與黑暗。即使離鄉的主題依然興盛,動機也不再縹緲浪漫,而是帶有追求成功、得到更好的生活的個人意志。

接下來是最後一個問題:今天的臺灣社會,會出現新的歌曲來代表眷村嗎?坦白說,我既不是音樂人、也不是眷村文化工作者,實在沒有能力回答這個問題。我只能說,當代音樂人考量的面向已經是「本土」和「國際」。我不清楚外省族群、眷村和臺灣本土意識的接點在哪些地方,甚至覺得可能是有點隔閡的,但或許並非如此;不管是族群或空間,只有確實地落地在臺灣本土,才是文化創作得以成長的根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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